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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家 | 专访邹韬奋之女:什么年代都要有信仰

2019/9/17 22:07:43

独家 | 专访邹韬奋之女:什么年代都要有信仰


11月5日,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1周年。三天后的中国第17个记者节,“韬奋新闻奖”公布,人们以这种方式铭记并致敬这位杰出的爱国者,著名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、政论家。

“热爱人民,真诚地为人民服务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这样的韬奋精神,曾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鲜艳旗帜。但随着岁月变迁,在互联网时代、在媒体转型期,这样的韬奋精神似乎正在被淡忘,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。

日前,我们专访邹韬奋之女邹嘉骊,这位86岁的老人,继承父亲的事业,干了一辈子出版工作,又用半辈子的时间,整理父亲遗著,出版《韬奋全集》。在文字中,她一步步走近父亲,更深地理解了韬奋精神,也读懂了他的毕生追求。

 

出版家


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,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

 

1944年6月1日,自感病情加重的邹韬奋,要求口述遗言;第二天,6月2日,由长期一起战斗的合作伙伴徐伯昕记录下了韬奋的《遗言记要》。他对身边的人和事一一关照,说到幼女邹嘉骊时,叹息道:“小妹爱好文学,尤喜戏剧,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,勿听,只得注意教育培养,倘有成就,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。”    

 

这个“屡劝勿听”的小妹长大后,继承父亲的事业,干了一辈子的出版工作。   

 

同为出版人,邹嘉骊最能体会父亲对出版的热爱。在她的回忆中,邹韬奋生命的长卷徐徐展开,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,便是作为出版家的邹韬奋。

 

时光倒流至1926年,那是邹韬奋生命中重要的一年。

 

这年元旦,31岁的他与沈粹缜完婚;10月,接手主编发行量为2800份的《生活》周刊。

 

当时的上海,杂志五花八门,多数开开关关,寿命只有一两年。

 

仅仅过了两年,原本不起眼的《生活》周刊,发行量达到了《良友》杂志最高峰时的4万份;到了1933年,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55000份,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。

 

邹韬奋创造的神话,不止这一个。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,分别是《生活》周刊、《大众生活》周刊、《生活星期刊》、《抗战》三日刊、《全民抗战》三日刊和五日刊,及《生活日报》和生活书店。五刊一报几乎都是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冠军,其中《大众生活》的发行量更高达20万份,刷新了邹韬奋自己创造的纪录;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,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全国出版业第一,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。

 

神话的背后,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?

 

邹嘉骊对此的解读是,大众立场是作为出版人和媒体人的父亲一生坚持的立场;长子邹家华也在《父亲韬奋的爱》一文中写道:“‘竭诚为读者服务’,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,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。”
   

为大众,首要的便是为大众说话,说大众的话。对于父亲的出版主张,邹嘉骊烂熟于胸:“用最生动、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,要使两三千字的短文所包含的精义,抵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。”“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,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不是白费的。”
   

“爸爸把杂志、报纸办成了‘会客厅’。他说,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,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,没有拘束,避免呆板,力求轻松生活、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。”
   

“这样的‘谈话’,不是家长里短。爸爸说过,‘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,却要注意到社会性;是前进的,不是保守的;是奋斗的,不是屈服的;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,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,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。’”
   

邹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,却反对纯粹的趣味。他说:“小报之所以盛行,‘闲时消遣’确是大原因;其次的原因,就是小报里面多说‘俏皮话’,或不易听见的‘秘密消息’,大足以寻开心,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。这原因就是近于‘诲淫诲盗’的材料,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……无疑的应在‘打倒’之列。”
   

除了内容上的为大众,邹韬奋更广为人知的“为大众”,是认真回复读者来信。邹嘉骊儿时记忆中的父亲,但凡在家,除了留点时间给孩子,其余便总是写稿、写信。
   

接手《生活》周刊后,邹韬奋从第二卷起就设立了《读者信箱》。
   

开始的时候,邹韬奋一个人拆信、选登、答复,不以为苦,反乐在其中,有的回信写到两三千字长。他自述答复读者来信时“热情不逊于写情书,一点也不肯马虎”,“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,因为这就好像天天与许多好友谈话,精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。”
   

但随着来信如雪片般飞来,邹韬奋纵是用尽全部时间也应付不来了,而他又认为此事绝不可懈怠,便在周刊人手极紧张的情况下,让其他四个人与自己一起做这项工作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不仅要求妥为保管所有来信的原稿,建立来信者档案,更要求所有回信让自己过目,并手签自己的名字。曾有人统计,10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有4万多封,是古今中外的编辑家们罕有做到的。
   

读者来信多了,拜托杂志社办的事情也多了,且千奇百怪。邹嘉骊读到父亲的记叙:“最有趣的是,有的读者因为夫人要生产,托我们代为物色好的产科医院;有的读者因为吃官司,托我们代为介绍可靠的律师;乃至远在南洋的读者,因为母亲和夫人要买国内的绸缎衣料,也委托我们代为选购,我们无一事不是尽我们的心力做去。”
   

一些读者不写信,而是直接找上门,每天都会有五六起甚至十来起,有的是报国无门,有的是遭遇了社会不公,有的是陷入人生的彷徨苦闷。夜色中,生活书店永远是彷徨者最放心的去处———人生地疏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认不得路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找不到旅馆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买不到车票或船票,想起“生活”,也往那里跑……
   

邹嘉骊回忆,父亲曾对周恩来同志说,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、科学家,而自己什么也不是。当时周恩来就笑着说:“你是宣传鼓动家。”“很多老同志也对我说,是看着你父亲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、参加革命的。”

 

爱国者


“个人没有胜利,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”
   

1997年,母亲沈粹缜去世。两年后,二哥邹竞蒙(原名邹嘉骝,邹韬奋次子)意外去世,接连的打击让邹嘉骊陷入苦痛中。“那时候,连话都不想说。”但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没有停下。“是父亲的文章‘救’了我,父亲的文章虽然沉重的多,但沉重后面,总有个光明的尾巴。”
   

一个心中有爱的人,才能给人以光明和希望。“七君子”事件发生后,邹韬奋身陷囹圄,在狱中写下“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”。
   

“国家危难存亡之际,爸爸没有一天不握着笔呐喊。”邹嘉骊说。
   

早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邹韬奋就大声疾呼,在《生活》周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,揭露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。1931年5月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,邹韬奋忧心如焚,撰文指出:“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,我们中国人欲保其民族的生存,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……”
   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出版的周刊第一期,邹韬奋悲愤地写道:“本周要闻,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,记者忍痛执笔记述,盖不知是血是泪!”
   

而针对国民党政府的“不抵抗”政策,邹韬奋连声怒斥———连续撰文《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》《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》《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》……
   

三个“宁死不屈”背后,是怎样的痛与不甘。“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,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,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。”
   

哀痛,也是爱痛。这份对国家、对民族的爱与痛,让邹韬奋发了一辈子的声。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爸爸还在病床上写,《对国事的呼吁》《患难余生记》……5万多字,是靠着打止痛针,一字一字写下来的。”邹嘉骊说。郭沫若在韬奋追悼会上这样说:“你(邹韬奋)的一生,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支笔的墨……”
   

在持续不断用笔“发声”的同时,邹韬奋做了三件轰动全国的事。
   

第一件是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。
   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军占领辽宁、吉林,正当长驱直入黑龙江之际,驻守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向全国通电宣誓力抗死守,和撤回关内的20多万东北军形成极大反差。
   

邹韬奋决定由周刊发起,组织全国性捐款活动,支援马占山部抗日。这一义举,轰动全国,未出一月,就收到捐款12万余元,杂志社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。“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,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。”
   

第二件是筹办“生活伤病医院”。
   

在淞沪“一·二八”抗战中,邹韬奋看到医院缺少床位、人手和医药,很多伤员只能躺在过道里,他泪流满面,决心筹办伤兵医院。
   

筹办过程虽艰辛,但如捐款一样,民众是邹韬奋的靠山。过去50多年之后,曾有一位被医院录用的护士回忆:“那天光报考的就有六七百人……都是年轻人。”
   

第三件是援助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。
   

1935年12月9日,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抗日救国运动。运动发生后,远在上海的《大众生活》周刊成为全国最为及时给予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的杂志。除了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,邹韬奋还做出了谁都没想到的决定:每期寄送北平学生联合会数千份刊物,由他们出售,收入留给学联。
   

发声与做事,给邹韬奋带来的是不断地被迫流亡,以致邹嘉骊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。“爸爸并非不爱我们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,但只要在一起,不论工作多忙,每天晚饭后,爸爸总要逗我们玩一阵子才去工作。”

 

有一次,邹嘉骊趴在地上哭闹,怎么劝也不行,于是,邹韬奋也伏在地板上装哭陪她,直到嘉骊破涕为笑。

 

还有一次,邹嘉骝放学回家哭,父亲一问才知是因为古文背不出而被老师责打了。邹韬奋不但不责怪孩子,反而认为老师体罚没有道理,连晚饭都没顾上吃,立刻到学校对老师提意见。“我想,这可能和他的民主作风有关,但更主要的是他爱我们。”
   

爱小家,也爱大家。当国家需要时,每一次,邹韬奋都选择了爱国家。在“七君子”获释出狱后的群众欢迎会上,韬奋当场题词:“个人没有胜利,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。”

 

真勇士


爸爸颤抖着写下了三个不成形的字:不要怕
   

邹韬奋去世时,邹嘉骊只有14岁,从小与父亲聚少离多,她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很深。“但父亲临‘去’前留下的‘不要怕’三个字,陪了我一辈子。”邹嘉骊说。
   

那是1944年7月24日的清晨,邹韬奋已经说不出话了,病房里只有夫人低低的哭泣声。“爸爸的胸脯急促地上下起伏,似乎想说什么。妈妈就给了爸爸一支笔和一本练习本,爸爸颤抖着写下三个不成形的字:不要怕。”
   

“不害怕”的邹韬奋是真的勇士。
   

他不怕权威。当曾经声气相投的胡适,在国难当头之际,竟然一再主张温和冷静不抵抗时,邹韬奋连续发表决然不同的看法进行批驳。胡适当时已是在思想界、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,邹韬奋作为一名出版人,与这样一位大人物直接对立,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。
   

他不怕权贵。1932年1月,蒋介石心腹胡宗南用小汽车把邹韬奋接去谈抗日问题和《生活》周刊的社会主张问题。此举背后的恩威并施,明眼人都看得明白。邹韬奋却如没事人一样,面对胡宗南做激烈的辩论。

 

在答复胡宗南提出的“站队”要求时,邹韬奋斩钉截铁地说:“只拥护抗日的政府。不论从哪一天起,只要政府公开抗日,我们便一定拥护,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,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。”一个文弱书生竟敢和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激辩四小时,胡宗南始料未及,临别时,他板着脸说:“请先生好自为之。”
   

随“好自为之”而来的,是各种明面上的和暗地里的压迫,《生活》周刊的境况愈发艰难,终被查封。几年后,邹韬奋又把《大众生活》周刊办得有声有色,这次,蒋介石下令让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“亲自陪送”邹韬奋前往南京见面。在和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后,邹韬奋放了杜月笙的鸽子,也就是放了蒋介石的鸽子。
   

如此“不给面子”,《大众生活》周刊旋即也被查封,邹韬奋前往香港避祸。在《大众生活》的最后一期上,邹韬奋发表声明:“我绝不消极,绝不抛弃责任,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,还是要尽我的心力,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。”
   

并非不知凶险。邹嘉骊从妈妈口中得知,坚强的父亲也哭过。“爸爸到香港后不久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军攻占香港。东江游击队来接我们从香港撤出,为免目标过大,爸爸先撤,我们跟着妈妈后撤。当时我还小,不懂分别背后的沉重。听妈妈讲,那天晚上,爸爸跪着、哭着对妈妈说,‘这次分别,能否再见,心里没底,三个孩子托付给你了,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。”
   

邹韬奋曾在鲁迅公祭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,他说:“我愿意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:有人是不战而屈,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。”这句话,用来形容他自己,也是何其贴切。
   

2014年,在国家公布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公祭的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里,邹韬奋的名字赫然在列,而且是其中唯一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出版家、政论家的英烈。

 

对话


媒体不在新旧,在于懂不懂读者需求

 

上观新闻:您后半辈子一直在整理韬奋先生的文字,如此“贴近”父亲,给了您怎样的感受?
   

邹嘉骊:我从书店营业员、出版社校对起步,之后一直在做编辑的工作,我的前半生好像是专为了下半辈子整理、出版爸爸的遗著做“热身”。
   

刚开始时,我是“个体户”,没人叫我干,是我自己想干。一个人,计划也不是很大,就先做韬奋著作的目录。
   

我顺着爸爸的人生足迹跑了很多地方,印象最深的是徐家汇的藏书楼,仓库里的东西都发霉了,我又正犯着气管炎,但每次去都能挖到资料,就特别高兴。
   

很多当年与爸爸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为我提供线索,也有年轻的同志帮我去旧书店翻找,目录才得以顺利出版,同时还带出了个副产品———《忆韬奋》,是大家回忆韬奋的文章结集。
   

上观新闻:1995年出版的《韬奋全集》,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,听说花了您和您的团队整整10年的时间。
   

邹嘉骊:1986年,韬奋基金会成立,胡愈之等前辈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出版韬奋全集。我从“个体户”变成了著作编辑部的负责人,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资深老编审,五六十岁,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。他们工作态度极端认真负责,思想纯,不计名利,把最好的十年给了《韬奋全集》。
   

上观新闻:近日,《韬奋全集》出了新版,和初版相比,新版有哪些变化?
   

邹嘉骊:新版增加了一些文章,其中包括当年被国民党扣押的11篇文章,以及初版时因为思想不够解放而没有收入的文章。
   

初版之后,我脑子里一直想着,国民党当年扣押爸爸的稿子,到底扣押了什么,到哪里去找,想啊想,就想到去国民党的档案里找。于是就联系了南京的历史博物馆,果然找出了被扣押的文章,这次再版就按照编年把它们都收进去了。
   

上观新闻:在全集初版的那个年代,韬奋广为人知,韬奋精神激励许多人,但今天的年轻人,似乎对先生事迹了解得不多。
   

邹嘉骊:时代不同了,现在要让人们统一到一件事情、一种观点上来,很难。
   

但总有些东西是不会变,也不应该变的。比如说信仰,因为人总要有所追求。我就是在整理爸爸的文字中,一点点觉悟的。他之所以一次次主动选择站到斗争的风口浪尖,之所以能和共产党配合得这么默契,之所以能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拉拢,之所以不畏惧国民党的恐吓和迫害,从根子上说,爸爸是有信仰的,他的信仰就是爱国家、爱人民。
   

上观新闻:互联网时代,媒体面临着转型危机,一些媒体和媒体人,转向做吸引眼球、搏出位的报道。对此,您怎么看?
   

邹嘉骊:我今年86岁了,也玩微信。媒体不在新旧,而在于是否真正懂得读者的需求。
   

我很喜欢看电视上比赛认字、背唐诗的节目,这类节目对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是有好处的。采用比赛的形式,可以激发年轻人的好胜心,年轻人也挺喜欢的。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只喜欢唱歌跳舞,未必是这样的。
    其实,不止是新闻出版工作,做什么工作,心中都要有老百姓。我看电视上旧房改造的节目,很好,花钱不多,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。不能只是简单地拆老楼、造高楼,弄得老上海走样,新上海没新意、缺少历史感,得动动脑筋,怎么让百姓住得舒服点。
   

上观新闻:您觉得韬奋精神会不会过时?
   

邹嘉骊:还是那句话,什么年代,都要有信仰,自己拿定主意,才能看清方向,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

栏目主编:龚丹韵  图片来源:马松 摄  图片编辑:笪曦  邮箱:gongdy034@jfdaily.com